政府强制与市场激励中介变量下的流通产业绿色转型研究

                      2019-11-06 03:11:46 商业经济研究 2019年21期

                      李文超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2000-2017年我国流通产业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探索政府强制与市场激励不同环境规制中介变量下的流通产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发现,政府强制性环境规制工具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流通产业排污限制效果明显;排污权交易试点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的改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效率均能改善流通产业环境效率,但生产效率贡献度高于治污效率;政府强制性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中介效应改善流通产业环境效率的效果差异显著:政府强制性环境规制工具作为中介变量制约流通产业排污的同时,改变地区流通产业结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受排污经济成本偏低影响,对促进流通产业绿色转型的效果不明显。

                      关键词:流通产业   绿色转型   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

                      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资源高消耗和污染高排放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大气污染排放国,政府基于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碳排放环境的双重考虑,已经在世界气候峰会上做出了节能减排的承诺,对国内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承诺2020年水平比2005年降低40%-45%。流通产业是我国第三产业的重要构成,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引导消费、促进生产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等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流通产业粗放型发展模式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流通产业能源效率从2000年的3.381万元/标准煤增长至2013年5.408万元/吨标准煤后增速逐渐放缓,2017年的能源效率仅为6.014万元/吨标准煤,并且物流行业一直以来是流通产业的碳排放大户,物流碳排放占全国排放总量比例从2000年的2.05%增长到2017年的9.26%。在“生态文明”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流通产业的节能减排与绿色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

                      产业绿色升级转型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而政府强制与市场激励双重约束下的产业绿色转型成为热点问题。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基于企业的污染治理投入和污染物产出数据测算了工业产业能源绩效,从政府与市场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工业绿色转型思路;王兵(2010)基于非期望产出的CCR模型和BCC模型对工业能源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工业能耗在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步中能得到有效改善;李玉等(2011)基于碳排放中政府、物流企业和产业三方利益冲突的视角,构建ANP因子评价模型定量分析物流企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李丽(2014)通过构建模糊元模型对京津冀地区物流产业碳排放因子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该区域内低碳物流逐渐改善的结论。姜月娜(2017)以北京市低碳物流发展为案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北京市低碳物流的影响因子,并预测了未来五年北京市低碳物流发展趋势。李创(2018)通过对比国外低碳流通发展中环境规制的引导历程,对我国流通产业节能减排提出建议。可以发现,现有文献仅限于考察环境规制与流通(物流)产业升级的关系,鲜有文献研究政府强制与市场激励不同环境规制中介变量下的流通产业绿色转型。本文基于2000-2017年我国流通产业面板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实证测算流通产业环境效率,并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探索政府强制与市场激励不同中介变量下的流通产业绿色转型。

                      政府强制与市场激励影响流通产业绿色转型的理论分析

                      (一)理论模型构建

                      基本假设。Copeland和Taylor(2004)提出了通过环境规制工具提升产业环境效率的基准模型。本文沿用该思路并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进行数理化处理,来考察政府强制与市场激励双重约束下的流通产业绿色转型,提出的基本假设如下:假设生产部门分别为X和Y,生产产品分别为x和y,其中X部门还会产生非合意产出z,Y部门没有非合意产出。在市场中以Y部门产品y为计价物,即:py=1,px=p。两个生产部门中的生产要素均为资本和劳动,分别以K和L表示,且市场报酬和要素禀赋分别为r、w、k和l。X部门和Y部门在生产x、y和z中的生产技术表示如下:

                      F(k,l)=kδxlx1-δ

                      z=x=F(kx,lx)

                      y=H(ky,ly)=kyβly1-β

                      上述生产技术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和稻田条件,且生产是投入要素的单调递增凹函数。X部门控制生产的非合意产出方案是把θ比例的生产要素从x生产中转向减排,因此X部门在合意产出与非合意产出中的联合生产技术为:

                      x(kx,lx)=F((1-θ)kx,(1-θ)lx)=(1-θ)F(kx,lx)=(1-θ)kxδlx1-δ,z=(θ)F(kx,lx)

                      根据X部门减排投入生产的效果 (θ),本文假设减排效果的表示为:(θ)=(1-θ)1/α,0<α<1,因此z的生产技术可以表示为:

                      z=(θ)F(kx,lx)=(1-θ)1/αF(kx,lx)=(1-θ)1/αkxδlx1-δ

                      X部门生产x的净产出函数为:

                      x=zαF1-α=zα[kxδlx1-δ]1-α

                      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假设。在x和y产品的生产技术约束条件下,X和Y部门需要在生产要素k和l投入中实现成本最小化。因此,两个部门在单位产量成本最小化的满足条件表示如下:

                      产品x和y的单位产量成本函数分别为:

                      cF(w,r)=kx(w,r)r+lx(w,r)l=[(1-δ)δ-1rδw1-δ]/δδ

                      cy(w,r)=ky(w,r)r+ly(w,r)l=[(1-β)β-1rβw1-β]/ββ

                      X部門在实际生产中的非期望产出z必然面对政府部门的相关环境规制,因此X部门的生产成本与环境规制强度成正比,即规制强度越大,X部门生产成本越高。基于此,假设政府对X部门征收的每单位z排污费为λ,则X在生产成本最小化时的新成本函数为:

                      对上式进行求导,且满足X部门在市场自由进出的零利润条件后得出X部门的污染排放密度为:e=z/x=αp/γ≤1。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X部门的正常产品x市场价格越高,X生产中的减排更能够促进利润增加;当环境规制约束水平γ提高时,企业单位生产的污染成本越高,此时企业更有动力提升减排工作以降低污染密度。

                      (二)政府与市场中介变量下的流通产业绿色转型机理

                      政府强制性中介工具。政府强制性环境规制工具主要体现在行政命令的强制性上,即政府对企业排污通过强制性行政管制划分主体责任,该强制性工具影响流通产业绿色转型的机理如下:一方面,政府根据企业排污颁布事前控制法规,包括预防性和惩治性两大类,在排污控制事后通过行政命令对流通产业的具体分布和规模进行处罚。例如,政府颁布的强制性规章中明确规定了部分污染类流通产业准入门槛,对产能落后的企业通过行政手段转移或关停,引导流通产业向可持续的绿色产业结构模式转变。另一方面,政府强制性规制工具明确了产业中的具体排放禁令和技术标准。从短期看,企业在强制性行政排污管制下可能产生额外的“合规成本”,但绿色转型后的生产技术提升和排污能力改善有利于企业和整个行业适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战略,更有利于产业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激励型中介工具。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主要体现在企业自主选择性上,即该工具通过“利用市场”和“建立市场”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及绿色转型产生影响。在“利用市场”的激励工具上,根据庇古税理论,市场对企业实施相关补贴措施激励企业提升绿色生产,具体包括各类治污补贴和排污税(费)返还制度等;在“建立市场”的激励工具上,根据科斯产权理论,市场对企业的排污许可及交易进行制度性产权明晰,界定环境资源产权的相关许可制度。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在促进流通产业绿色转型中可以充分发挥异质性企业的排污治理与经济绩效协调能动性,主体企业在享有自主选择权的基础上发挥利于自身长远发展的策略优势。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流通产业绿色转型的机理主要通过具体企业生产中的绿色技术效率或生产技术效率创新补偿来弥补“排污成本”。

                      政府强制与市场激励影响流通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证检验

                      (一)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与变量解释

                      根据温忠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本文采用Wild Bootstrap方法进行抽样。假设中介效应模型中的中介变量为M,环境规制工具为ER,自变量为X,因变量为流通产业的环境效率EE,则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ERit=α1+cERit+controlitδ1+ui1+vt1+εit1

                      Mit=α2+cERit+controlitδ2+ui2+vt2+εit2

                      EEit=α3+cERit+bMit+controlitδ3+ui3+vt3+εit3

                      其中,省份和时间变量分别是i和t,控制变量为control,个体效应为u,时期效应为v,随机扰动项为ε。模型变量选择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

                      被解释变量选择为流通产业的环境效率EE。测算方法是在DEA框架下构建Super-SBM模型进行流通产业非合意产出测算的TFP值。投入变量为资本、劳动、流通产业能源消耗和新增流通产业污染治理投入等;产出变量为流通产业总产值,用流通产业GDP表示;非合意产出变量选择国家环境规制中的重点监测气体SO2、CO2和COD。

                      核心解释变量选择为环境规制强度。根据相关研究文献普遍做法和数据可得性,本文把环境规制强度分为政府强制性工具和市场激励型工具,其中政府的环境规制根据李胜兰等(2013)的处理方法,以各省份政府颁布的相关限制污染排放法规和环境标准数量(cepolicy)的总量表示;市场环境规制借鉴申晨等(2018)处理方法,以排污费收入/污染排放的对数表示,其中污染排放的选取与被解释变量中的非合意产出变量选取保持一致,选择SO2、CO2和COD为主要指标,在该指标中以排污权交易平台的时间虚拟变量(etps)表示市场激励中的利用和建立两个类别。

                      中介变量选择参照申晨等(2018)等提出的研究思路,以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和绿色生产技术效率(green)表示。具体计算方法是,根据非参数的DEA框架构建Super-DEA模型,测算出流通产业的一般生产率和污染治理效率,并以此替代中介变量指标。生产率Super-DEA模型中的投入变量为流通产业从业人数和固定资产净值,产出指标为流通产业增加值;污染治理效率Super-DEA模型中的投入变量为污染值总投入、企业环保设施总量、SO2和COD的产出总量,产出指标为SO2和COD减少量。结构效应变量选择为流通产业总产值占各省份第三产业总产值的比例(dirty)。

                      控制变量的选择借鉴了李树等(2014)、陈红蕾(2014)和申晨等(2018)的研究方法,具体选择为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生产要素价格、研发投入和结构变量等。

                      本文变量数据来源于2000-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局调查数据,并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价格指数平减处理。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环境规制与流通产业环境效率的估计采取双维固定效应检验方法,并考虑结构效应和中介效应,在检验中依据稳健Hausman检验确定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具体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第(1)列可以看出:第一,政府强制性环境规制工具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且估计结果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政府强制性环境规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高低,该结果说明强制性环保发展强度与环境规制强度成正比关系。第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流通产业排污限制效果明显,且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排污收费比例每增加1%,能够促进流通产业环境效率提高3.62%。该结果说明流通类企业在节能排污的主观能动性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明显,企业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下进行生产的投入产出分析,市场激励型工具较政府强制性工具更容易促进企业灵活调整生产效率(投入和产出),而强制性环境规制工具在实践中往往体现在企业大量采购排污处理设备或关闭污染项目,对企业短期生产经营造成沉重的成本和利润损失,降低生产效率。第三,排污权交易试点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对产业的減排效应不具备稳健性,该结果与涂正革等(2015)和申晨等(2018)的研究结论类似,反映出现阶段排污交易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推进上未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目前排污收费制度重点收缴对象为氨氮、氧化硫等污染物,而该部分污染物也是排污交易试点工作的交易对象,这两种制度并未形成有效衔接,且排污收费更具有政府强制性,因此在排污权交易上的市场反应冷清。

                      根据表1的第(2)列可以看出:第一,技术效率能够显著促进流通产业环境效率改善,且估计系数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反映出技术效率每增长1%,能够促进流通产业环境效率增长4.1%。第二,绿色技术效率对流通产业的环境效率也存在一定改善效应,估计系数为0.2316,说明绿色技术效率每增长1%,促进流通产业环境效率增长2.31%。对比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效率的改善结果可以看出,现阶段绿色技术效率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的改善仍十分有限,即生产效率贡献度远高于治污效率,反映出流通产业在排污治理中的技术仍依赖于传统的投入产出生产率,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有待继续深化。

                      根据表1的第(3)、(4)和(5)列可以看出:政府强制性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均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和结构效应,但改善效果差异显著。一方面,政府强制性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排污的约束是短期被迫式的,企业需要减少正常生产经营要素投入来增加排污治理投入,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投资对生产技术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绿色技术效率中介效应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的改善效果明显,其中“利用市场”工具的影响最为突出。可以看出,当政府强制性环境规制工具作为中介变量来制约流通产业排污时,地区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而通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制约流通产业排污时,受排污经济成本偏低影响,流通产业绿色转型效果不明显。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0-2017年我国流通产业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探索政府强制与市场激励不同环境规制中介变量下的流通产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发现,政府强制性环境规制工具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流通产业排污限制效果明显,改善系数为 3.62%;排污权交易试点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的改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效率均促进了流通产业环境效率的改善,但生产效率贡献度远高于治污效率;政府强制性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中介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改善的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强制性环境规制工具作为中介变量制约流通产业排污的同时,改变了地区流通产业结构;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制约流通产业排污时,受排污经济成本偏低影响,流通产业的绿色转型效果不明显。

                      完善的环境规制体系是政府与市场分权但不可分割的全方位治理体系,流通产业的绿色转型需要政府强制性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机结合来实现。据此,本文从政府强制性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两个方面提出改进对策,具体如下:

                      第一,在政府强制性环境规制工具方面,在治理流通产业排污的环境管理政策上首先应避免政府失灵的发生,建立一套完善的事前环境立法和事后监管管理体制。在具体操作上,一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以政绩考核为指挥棒督促地方官员建立有效的环境规制制度和倒逼地方政府的执政转型,避免粗放式资源环境换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根据地方产业发展现状制定合理的规制目标。本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强制性的环境规制工具在制约流通产业减排的同时,改变了地区产业结构,因此在具体实施中不能一刀切,避免强制性命令对企业产生不可逆转的生产破坏。政府在实践中应细化地区流通产业的排污技术标准,对相关污染排放项目许可严格把控,并从立法途径完善企业法人和监管部门的法律责任,根据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目标和资源环境保护目标,有规划的引导流通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第二,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完善方面,首先,要重点深化流通产业尤其是污染较重的物流产业排污收费制度,并探索排污收费与税收的制度衔接,建立排污权交易与税收的互动协调机制。目前,我国税收制度较排污费制度更具有强行政干预性质,在执法中的刚性较强,因此二者互动协调可以对企业产生排污增税、减排减税的正向激励,通过制度引导下的市场调节督促企业自行改变生产模式。其次,排污权试点交易机制应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本文实证发现,排污权试点交易平台目前对流通产业环境效率的改善不明显,但从国外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排污权交易是有效的市场环境规制手段,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政府的配套政策进行细化和完善,通过透明的交易制度对流通产业的市场准入、排污配额确权等进行规范,发挥排污权交易的中介效应功能。最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需要整合“建立”和“利用”两类市场工具。本文实证已经验证了“利用市场”工具在改善流通产业环境效率中的有效性,在排污权交易中介功能中需要把两种工具纳入总量控制的核算范围内,一方面通过排污许可对企业污染物排放进行交易与交税的划分,另一方面对企业排污进行公开信息披露,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企业的生产技术创新和绿色生产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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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赵霞.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创新与转变—基于绿色流通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18(15)

                      3.刘承良,管明明.低碳约束下中国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17,37(12)

                      4.申晨,李胜兰,黄亮雄.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8(5)

                      5.齐绍洲,林,崔静波.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8,53(12)

                      6.钱爱民,郁智.政府环境规制、官员晋升压力与企業技术创新[J].技术经济,2017,36(12)

                      7.田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关于我国流通产业升级的思考[J].商业经济研究,2019(2)

                      8.薄文广,徐玮,王军锋.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异质性:逐底竞争还是逐顶竞争?[J].中国软科学,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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